6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似乎并未收敛。学术界在担心经济复苏的同时，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上。“去全球化”“去中国化”“脱钩”……这些声音和判断在特定时期所积郁的情绪中形成，而当冲突常态化，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就此走向封闭和分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子衡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给予了否定。全球化的暂停在国际经济社会无法实现，在国际政治上也通不过。如果一定要说疫情将成为全球化的“分水岭”的话，正是“穷国”将再度成为全球化的最积极的推进者，大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将转而依靠更为强大的“数字引擎”，展现出较“资本引擎”更强劲的动力。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则在相对被动地接受已定的国际经济规则。那为何美国要按下全球化的“暂停键”？
周子衡：作为既有世界贸易体系的后加入者，中国履行了相关承诺，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是既有国际贸易经济秩序的巨大受益者，也是其坚定的维护者。美国是全球贸易经济体系最主要的建设者，也曾是其引领者。虽然摩擦不断，但在过往数十年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仍处于不断向前发展之中。现今，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自由与发展至关重要。最近几年，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现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扩展到科技甚或金融领域。究其原因，不外乎美方认为中国发展与上升“过快”，导致美方相对下降“过速”，从而产生失去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担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美国政界又出现了更大一波指摘中国的声浪，即遭中方强力回应。受累于此，双方民间社会的互信受损。加之，时值美大选之年，美中议题持续发酵，双边经贸关系事实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变局。在这个背景下，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杂音。根本来说，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假想——美方能够凭一己之力修正全球经贸规则，甚至，全球化将遭到暂停。事实上，这在国际经济社会无法实现，在国际政治上也通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反全球化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存在，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似乎暴露出全球化的脆弱性。那么，此次疫情是否会成为全球化的“分水岭”？未来全球化将会如何重构？
周子衡：历史地看，全球化主要有二：一是生态全球化，包括动植物的全球异地扩散等，大的“自然环境”出现变化；也包括细菌、病毒的全球化传播，所谓的微生物环境出现变化。二是战争全球化，包括大规模、大范围的殖民征服，也包括通过持续的洲际战争而使以军工主导下的产业经济渐次得以全球化。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贸易、投资乃至金融全球化，正是建立在生态全球化和国际安全体系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历史性的大潮流，是中性的，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具体到经济领域，也是存在不同的立场或视角，带给人们的往往是不同的景象与判断。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声浪均持续不断，完全禁绝全球化者不能说没有，但实属凤毛麟角。以经济全球化而言，资本、技术、劳动三者中，资本最强、技术次之，而劳动最弱。这个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正在全球蔓延开来，个别国家一度表现出以邻为壑、唯我独尊的霸蛮作派，但这无疑是条死路。短期地看，瘟疫全球化将减损乃至遏阻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甚至引发国际间的一系列的不信任、抵触乃至冲突、对抗。但长期地看，放眼未来，疫情是推进还是遏制全球化？这需要一个十分明确而坚定的认识与判断。具体到经济领域，在国内，防疫和复工之间存在着利益平衡、政治压力乃至社会对立与冲突。与此同时，国际上，受疫情的冲击，产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两端都出现了停顿与卡阻，全球产业链陷入困顿。这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与焦虑，延伸出产业逆全球化的主张。事实上，疫情所至，国内国际的经济社会都承受了过大的压力而出现了强大的张力，但是，逆全球化基本上还是个政治操作的议题，经济界并未积极回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移出制造业、输出资本的“富国”，现在开始担心，缺乏制造业将使其主权经济不足以应对衰退。问题是，回流制造业，也不能确保其经济意义上的成功，而单纯满足其政治意愿甚或情绪是十分危险的。即便如此，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富国在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意愿有所减低，即便它们曾是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主力军。历史上，西欧掀起并主导的几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正是所谓的“穷国”主导的全球化，只是它们在持续而广泛的全球化中变得日趋富裕与强壮，反而是那些庞大老旧的富足国家一步步沦落为穷国与弱国。问题也不在于“穷”或“富”，而在“多”与“少”。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历史发展乃至科学技术持续进步，促使多数人开始广泛地受益于全球化，也转为更为积极主动地推进全球化。换句话说，多数人将主导全球化，而非少数人主导，全球化的接力棒正在东西方或北与南之间转接之中。这是一个全球化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并非是所谓的“逆全球化”，虽然将遭遇更多的险阻与困难，但毫无疑问，这一“重构”将使全球化更为持久、广泛、深入人心。如果一定要说疫情将成为全球化的“分水岭”的话，正是“穷国”将再度成为全球化的最积极的推进者，大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将转而依靠更为强大的“数字引擎”，展现出较“资本引擎”更强劲的动力。全球化的“新常态”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供应链方面，中国的地位还会像今天一样举足轻重吗？
周子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共享三十年“和平红利”，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者，也拥有最为完整的产业链。现在，人们似乎开始担心疑虑中国产业链将受损于“逆全球化”，乃至其优势因所谓的“去中国化”而不复存在。基于所谓的经济安全而移回制造业的呼声，并非经济理性的产物，它反映出国际政治领域的某种焦虑或压力。全球市场的萎缩才是经济衰退的最大根源，逆全球化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即便面临再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全球化已然不可逆向生长，更不可奢望回转到它的少年时代，产业也不会逆转到它的幼稚时期。具体而言，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减少了中国的外需，但必须认识到，这是外需绝对的减少，并非转移走了，更非被替代了。这种绝对的减少是暂时的，将伴随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而强劲恢复；其次，中国的内需将部分替代外需，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自我调整的能力与空间还是很大的；再次，过剩产能的大幅调整将借助疫情而加快步伐，制造业升级将加快；第四，强大的“新基建”将催生中国“产业链”与“数据链”的相互结合，强化中国经济整体质量和动能的提升与强化。总之，中国经济有可能最先走出疫情导致的衰退，并更具竞争力与创造力。周子衡：疫情冲击主要是市场层面的，鉴于此，中国经济将更加依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加依靠技术创新与政策创新，更加开放与自由。其中，十分醒目的是，经济的数字化。借助5G普及与新基建的强大推动力量，经济整体的数字化动能将出现结构性的提升，产业链与数据链相结合，将暴发出划时代的经济潜能。特别是，中央银行及时、适时地推出法定数字支付体系，将贯通个人、企业、政府各主要经济部门的经济决策能力和运营水平。换句话说，单有企业部门的数字化复苏是不够的，必须居民家庭部门的数字化崛起，个人经济活动的全面数字化，这也需要政府部门须更为积极地推动。必须明确的是，数字化与全球化并非是平行并列，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促进与支持的。当前，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全球如此广泛的范围确立了抗“疫”防线，而终将取得战“疫”胜利，数字化将是至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破坏了旧经济的运转体系，但是，它也孕育、启动乃至大幅度推升了新经济——数字经济。因此，后疫情时代经济重启的关键，在于“数字化”，特别是须全员、全时、即时、跨时地触达个人。中国经济不仅在过往数十年的产业全球化中取得长足进步，更在近年来经济数字化方面狂飙突进，由此，可以想见，中国经济在数字化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中将更进一步。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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